中国出口的风险和增长点何在？

　　尽管如此，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仍然远未结束，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中国出口的各种风险。首要的风险当属外部经济危机的持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从最短促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到最长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长波），完整的周期长度从3～5年到45～60年不等，对应的下降阶段从一年以内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从2007年3月1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次贷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不少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危机未必没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发展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主要经济大国也纷纷出台了反危机计划，但我们不宜过度信任这些反危机计划。因为反危机计划的理论基础未必完全正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财政赤字空前庞大的美国面临为其经济刺激计划融资的难题），利益集团角逐将扭曲、削弱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力。而且，国际性经济危机需要国际协调，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来就是巨大的难题，实践效果不彰，而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各国相互冲突的宏观政策将大大削弱其预期效力。

　　风险同样存在于经济危机向政治危机转化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危机损害的不仅仅是贸易伙伴吸收进口的能力，还包括我国企业、国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历史上从来就不鲜见，因为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必定会视之为夺取权力的机会而力图充分利用；以下因素又将加剧这种风险：政府实施反危机政策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拉脱维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救援条件实施的结构调整所引起的不满；俄罗斯限制进口损害了滨海边疆区的汽车改装业和国内众多地区发达的消费品进口相关产业；公开或潜在的敌对、竞争国家借机支持反对派挑战执政集团。从一向公认存在较多潜在政治麻烦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俄罗斯到属于西方集团的冰岛、法国，规模可观的游行示威和罢工已经揭示了这种风险，更大的政治动荡、乃至政变风险还在后面。

　　经济金融危机从来就伴随着商品、资产、货币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毕竟，暂时缺乏订单不足以令企业“猝死”，资产负债表的剧烈变动却足以令企业巨人转瞬之间便轰然倒地，衍生工具使用日益广泛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潜在风险。从原料、产成品价格暴跌令中国钢铁、花费行业库存减值数百亿元，到中国民航企业因油价走势转向而亏损数亿、数十亿元，到大批中国出口企业去年末以来因锁定汇率协议而亏损，都说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经济危机从来就是孳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这次危机也不例外。如果说去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从现在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将有增无减，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将相应逐步表现出来。特别是这种保护主义可能在防止“就业机会流失”的旗号下遏制本国企业向其他国家投资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转移先进产业生产能力，我国又过度依赖外资，在这种情况下，前文所述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潜在机遇将不可能充分发挥，只有依靠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方能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