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重构规则

    从更高的层次、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中国必然要对推动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建立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做出更大贡献。那么，我们该如何作为？

    从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与政治总体趋势便是传统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分量相对提升，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尤为显著。从次贷危机高峰时期的“中国救资本主义”之说，到2010年将尽之际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经济外交活动，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上升得到了充分展现。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以及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18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苦心地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然而，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对立面，结果G20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是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础。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备受冲击，因此不像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软硬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对提升的步伐。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敦促不断审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到两大峰会上中国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外，未来十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比如，在国际竞争中，美国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

    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政治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一个大国只有积极、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利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