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总理温家宝与网民交流，坦承“物价上涨快了影响群众的生活，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为应对物价上涨，温家宝提出四大措施：控制货币流动性；努力发展生产；搞好流通；管好市场。

    这些都是平抑物价的合理对策，不过上周另一条被热议的新闻，却为减轻中国的食品价格通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来自食品加工行业的山东省政协委员潘耀民建议，馒头适用17%税率过高，政府应考虑降税。

    这个被很多人称作“馒头税”的税种其实就是增值税。在中国食品依据类别分别被课以13%(如面粉)或17%(如馒头)的增值税。潘委员的提案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减少食品的税负实际上是上述四大措施之外，减低食品价格的一个有力措施。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税收对食品价格影响。很多到过英国的中国人都惊奇地发现英国的牛奶价格比中国便宜。伦敦乐购(TESCO)超市里2品脱(合1.13公升)装的鲜牛奶(巴氏杀菌奶)的价格是0.86英镑(合人民币9元不到)，且包装越大单价越低，2.26升规格的鲜奶每升折合单价不到人民币6元。而北京乐购卖场里0.98升三元、光明鲜奶的价格基本都在10元上下。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税制的差异，在中国销售的鲜牛奶含有13%的增值税，长保质期牛奶(灭菌奶)，酸奶，奶粉等加工乳制品含有17%的增值税(进口牛奶和奶粉还含有进口关税)。而英国所有上述产品的增值税率为0。实际上，对日常生活中的主副食，如粮食(不管是面粉还是面包)，食用油，鲜/熟肉，蛋，奶，蔬菜，水果，茶，咖啡和产自欧盟范围内的河/海鲜等，英国都不征增值税，只有糖果、酒水饮料等少数品种例外。

    换句话说，相同税前价格的食品，在中国的超市里因为税率不同要比英国贵上13%-17%不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市场，牛奶，面粉，白条鸡，牛肉的价格普遍和中国相仿或者更低。

    对日常生活必需的主副食免征增值税的做法，非常值得中国借鉴。首先，这样可以直接平抑食品价格，进而减轻消费物价通胀的压力，在中国的CPI篮子中，食品的权重略高于30%，减免食品中的增值税会对CPI产生明显的影响。与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性政策相比，减税的作用更直接，更具针对性，效果也立竿见影。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增进社会公平。食品开支在低收入人群中所占比例大。对日常必需的食品课税，相当于从穷人的牙缝中抠钱。中国不少超市都能见到普通百姓为鸡蛋和食用油的优惠而排大队的情形。食品价格下降，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改善明显，而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价格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很小。

    外出就餐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中国餐饮业适用5%的营业税(考虑城建和教育附加等因素的综合税率在8%左右)，而英国食品零税率政策只适用超市和农贸市场，一旦进入餐厅、酒店、咖啡馆，所有价格都包含20%的增值税（通常在收据中载明VAT金额若干）。一般情况下，收入和饭局消费多少成正比，低收入群体买菜做饭的消费要承担13%或17%的高税率，高收入群体享受餐饮服务消费的税率只有8%，这显然是穷人补贴富人的不合理制度。

    在中国的国情下，食品免税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改善食品安全。因为从税收征管的实际来讲，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关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往往也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很多小规模或者缺少合法手续的生产、加工和流通食品的企业，少缴甚至不缴增值税的概率更大。这显然不利于安全食品获得价格上的优势。

    食品减免增值税是否可行呢？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英国，中央政府税收收入连续多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很多省级地方政府的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都超过千亿，仅中央一级国有企业去年的利润就达2万亿。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去年的赤字超过GDP的10%，保守党政府紧缩预算，打算在任期内裁减30万公务员和财政供养的社会服务业岗位(大体相当于中国的事业单位)，同时自今年1月起将增值税从17.5%提高到20%。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没有敢提议对食品征税，因为主张这种扩大而非减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政策，显然会让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

    正如中国财政有能力承担取消农业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成本一样，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能够消化减免食品增值税的成本。即便政府不愿意为此安排额外预算，也可通过提高餐饮业营业税率方法抵消这一成本。试想对一次动辄上万元的茅台酒、燕窝、鲍鱼、鱼翅消费多征一两个百分点的税，可以为多少老百姓嘴里的馒头免税呢？

    温家宝把物价问题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清华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去年用于“维稳”的支出超过5000亿元，且呈不断增长的之势。“两会”召开之际，中国在审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同时，不妨认真考虑减免“馒头税”。不论从减轻通胀压力的经济效益，还是增进公平的社会效益看，这都将是一笔事半功倍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