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发出了怎样的“机器人信号”？

    富士康：未来3年增100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力，并加速转型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7月29日晚间表示，未来3年内将新增100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力，届时富士康的生产效率将大幅提高。     

    郭台铭说，目前，富士康的员工总人数已经接近120万人，其中大陆员工超过100万人，仅深圳就超过40万，因此富士康将加快转型步伐，未来富士康将增加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以完成简单重复的工作，取代工人。目前富士康有1万台机器人，明年将达到30万台，3年后机器人的规模将达到100万台。记者了解到，这些机器人主要用在喷涂、焊接、装配等工序上。     

    据悉，随着全球先进制造业陆续转移到中国，以及中国制造业人力成本的逐步增加，要想保持竞争力，引入机器人成为富士康的必然趋势。早在2006年，富士康就曾自主开发出“富士康深圳一号”机器人。     

    郭台铭同时宣布，富士康深圳总部也将加速转型，深圳龙华、观澜两个厂区将成为“产品技术研发、销售展示及人员训练、模具制造技术研发和新设备与自动化制造研发中心”。此外，富士康也将进军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深圳的两个厂区将成为重要的研发中心。     

    代工企业：短期冲击有限，长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类似手机等高精细产品，全面应用机器人是不现实的。”一位从富士康离职不到一年的制造主管昨日对本报表示，在富士康主营的手机代工业务，机器人主要应用领域还是在前端的高精度贴片和后端的装配、搬运环节，在绝大部分中间制造环节，还是必须用人工。     

    机器视觉制造商美国康耐视有关人士指出，从理论上讲，目前大陆电子制造业50%的工序都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但实际上大规模投入机器人的资金需五年才能收回成本，且涉及到生产线工艺流程的改变。因此，即便对于成熟的电子制造企业，用机器人替代工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劳动力市场有关专家认为，工业机器人相对中国劳动力主流尚不具备成本优势，替代现象主要发生在局部工种，而且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有利于扩大就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向本报记者指出，类似富士康使用机器人这样的事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复杂的、综合性的。从短期看未必会形成突出的替代效应，从长期看则是正面的。     

    “首先，从局部来说，确实会对部分劳动力产生替代效果，但是我们要看它替代的是哪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简单劳动力，而且正是现在供应短缺的那一部分，因此不会造成很大的失业，反而正好可以解决局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其次，从长远来看，机器替代人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更高，有利于经济水平的提高，最终会有利于就业的扩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劳动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黄任民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所谓以机器人代替工人，就目前阶段的中国来说，还不现实。     

    “机器替代工人是一个大趋势，但它是个慢慢的、渐进的过程。”黄任民表示，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只是个别岗位由机器替代工人，并没有普及，因为机器过于昂贵。而中国代工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小，事实上很难做到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    

    至于如何应对短期内所可能造成的局部冲击，张丽宾认为关键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让被替代的工人能够较快转向新的岗位，“比如提高技能，找到一份操作、维护机器人的工作，或者进入由于引入机器人而产生的一些新的部门。”     

    地方政府：是未来招商引资的新警示，必须跳出粗放式、低水平发展的窠臼     

    对于以引进富士康为荣的各座城市的政府，尤其是“自杀门”后动用了超额政策优惠手段，费尽心计请富士康“入瓮”的城市政府，招商成功的过分喜悦无疑因此而倒吸了一口凉气。纵然，深圳代工基地可大幅度使用机器人，“内地富士康”同样可照搬效仿——这一效仿作为郭台铭手上的“议价牌”，其独有的功能在于：目前重庆富士康与深圳、上海近郊昆山富士康等相比，工资、奖金、福利开销大体相当，以综合用工成本计，重庆富士康雇佣一当地籍员工，每月用工成本没3000元压不住，而昆山富士康综合用工成本也不过3200元上下。如此一来，面对富士康提高生产效率所包含的多重“利益选项”，在沿海与内地税收优惠都呈基本用足的现状下，内地城市要阻止或延缓富士康的“换手”举动，必须在行政收费环节和地方建设基金征缴环节给予富士康更大的优惠，致使千方百计引进富士康的城市所获的最终收益，很可能只局限于为当地解决了阶段性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已。     

    现如今，不论沿海还是内地，地方政府都在高喊加快生产方式转变，殊不知，郭台铭发出的“机器人信号”，看上去只限于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但其实质却系地道的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很可惜，内地政府对此的敏感程度很可能远不如富士康那样的跨国代工企业。     

    “机器人信号”对内地后发展城市提出了新的警示：单靠抑或继续过度依赖土地、税费等优惠政策吸引沿海产业向内地落户的发展思路，已面临“郭台铭”们的挑战，在这种新挑战面前，内地无限度“优惠招商”曾经带来的发展“时空”正在变“短”和变“窄”，而可以预计的是，更多在华外资代工企业也将步富士康后尘，走上提升生产效率压缩雇工数量的新途。这是各地政府在发展与转型纠结中已然面临的又一个棘手矛盾。若再跳不出粗放式、低水平发展的窠臼，新旧矛盾的纠结将越结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