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支招产业转型升级：各地切勿“一哄而上”
上述数据反映出在现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升，外需增长动力不足，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亦不足的情况下，加快对原有老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与支持，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不过，老企业如何升级换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怎样才能兴旺强盛？就此，本期“上证面对面”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专家王忠宏，就相关热点问题答疑解惑。
王忠宏：破除产业发展不和谐“音符” 打造完整产业生态
谈到未来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专家王忠宏细数了产业发展中的三个不和谐“音符”，即种“三个挤压”现象：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挤压，以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压，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和激励机制
上海证券报：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十二五”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当前，东南沿海产业发展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新时期，面对路径依赖、基础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技术欠缺、体制机制等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
王忠宏：东南沿海各省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近年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增长放缓、竞争加剧等挑战，各省市高度重视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其中，江苏“十二五”规划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广东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推动作用。2010年东南沿海五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5%左右，GDP占全国比重达到36%，研发经费占到全国的40%，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分列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第1、3、5、6位，上海、江苏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达到2.81%、2.07%，明显高于全国1.76%的平均水平。
但我在调研中发现，部分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而出台的产业振兴、需求刺激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强化了一些地区、企业对外延式扩张的路径依赖，不少地区还是希望依靠扩大用地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一些企业仍然期待国家延长补贴政策来维持生产经营，甚至个别部门、企业把国家政策作为钻空子、要补贴、争资源的机会，这反而削弱了地区、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鼓励创新和制约创新并存的困境。
建议在统筹兼顾国内外形势和趋势的情况下，把握好度，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竞争能力提升的关系，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和激励机制。对资源利用、用地规模、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劳动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不能松懈。严厉的环境管制将会刺激企业去寻求创新路经，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污染，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一些不利于提高产业发展能力的补贴和需求刺激政策要慎用，及时“断奶”。
同时，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前提下，建议构建系统的创新激励政策、制度环境和舆论氛围，鼓励提高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水平，引导低端生产部分加强技术改造、效率改进或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发展中高端环节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妥善处理好企业群体和落后产能退出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突破道路锁定，使发展重心真正转移到提升供给的能力建设上。当然，对当前东南沿海不少企业遇到的经营困境，要客观分析原因，有所区别对待。
产业发展存在“三个挤压”现象
上海证券报：在您调研中，有没有发现发展中的不和谐音符？
王忠宏：在东南沿海调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三个挤压”现象：
第一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近10年来，许多制造企业投资房地产业、金融等领域，随着制造业利润摊薄和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很多企业不再投资实业，变“副业”为“主业”，大量民间资本集聚虚拟经济领域，个别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有的企业家反映，搞了一辈子实业，不如拿几十亩地搞房地产。还有的企业家反映，生产制造企业的税收和土地成本偏高，搞制造业辛苦，不如房地产来得快。资本具有逐利天性，但过度集聚，容易造成泡沫经济，同时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冲击。
第二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调研中反映，近年来随着能源、原材料、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一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利用其竞争优势，对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压低产品价格，使得相关联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微薄。许多地方偏爱大企业、大项目，将大量土地、资源、财税等优惠政策用于支持大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在资金、房屋、土地、设备、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获得上非常困难。还有不少开发区以纳税额作为企业筛选的最重要标准，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进入，或在二次招商中被大企业“挤出”。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早期以中小企业居多，在高成长性的同时，具有规模普遍较小、不确定性强和风险较大等特点，这种挤压无疑制约了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第三是存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现象。尽管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颇具争议。但在调研中，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在国家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一些国有企业收购兼并了非自己主营的企业，加强一体化经营，产品采购内部进行，即使对外公开采购，民营企业也无法和体制内的企业公平竞争。多年来，国家出台了众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由于观念、体制、利益等因素制约，实际上落实很难，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玻璃门”、“弹簧门”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上海证券报：三个挤压反映了什么？有什么建议？
王忠宏：三个挤压反映了产业转型升级力量上的不均衡、不协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一些国家正为其“虚拟经济创新过度、实体经济创新不足”、“重金融、轻制造”的做法付出代价，为此，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政策举措，旨在重新取得工业的竞争优势。相比而言，尽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已上升到全球第一位，但工艺水平、产品附加值、核心技术、产业竞争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0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6.8%，明显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东南沿海五省市作为我国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排名最靠前的也只是全国中游水平，个别省份甚至连续多年处于下游水平。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工业化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看，还是从抢占国际科技产业制高点的要求出发，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工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作用，矫正不合理预期，构筑有利于投资实业的产业、财税、金融、保险政策体系，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增强投资实业的动力。从战略意义上，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改善金融、科技、信息服务，帮助拓展市场，加强技术改造，改善经营和管理水平，鼓励相互合作，增强避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废除歧视政策，消除实际操作层面公开或隐蔽的障碍，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建议各地在增加科技投入、拓宽科技金融渠道的同时，紧紧立足本地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促进新技术、新理念、新产品的渗透。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推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跨区域互动，完善产学研的利益机制，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网络化合作。配合国家战略、加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发。强化产业集群、科技园区、专业镇等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形态，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建议把握当前产业发展智能化、服务化、精益化、融合化、绿色化、全球化的趋势，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商业模式，加强信息化在生产、经营、管理、营销中的应用，发展电子商务，推动传统专业市场转向现代商贸物流、现金现货交易转向网上交易，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新模式，强化精益管理，优化流程管理，提高资源配置绩效。
人才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突破口。建议加强与本地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方向相匹配的关键人才的引进、培养，做到事业留人。优化人才发展的创业环境，根据创业的不同阶段给予扶持。鼓励对重要科技和管理人员实施多种方式的股权和分红激励，增加可申请绿卡的国际人才拟任职单位种类，降低投资类国际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条件，探索建立适用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补充医疗保险和税收抵免政策等。
上海证券报：随着各方水平的提升，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对大自然的渴望是否也反映在产业发展上？
王忠宏：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发展类似于自然现象，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借鉴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所谓产业生态系统，主要由四方面要素组成：产业群内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产业群内的主导关系；产业群与支持系统间的协同联动，其中支持系统包括科技、金融、信息、物流等产业支持部门；产业与外部环境间的适应调整，而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政府与其他三要素的干预调控关系。
良性运转的产业生态系统，应该是在政府的科学推动下，产业群、产业支持系统和产业外部环境间相互促进、协调联动，产业转型升级健康有序进行的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外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直接作用上；产业群则和自然环境一样，有其自身演变和更替规律，政府是通过直接影响外部环境而间接作用产业群的。
李佐军：产业转型升级需警惕政府过度作为
上海证券报：您在微博上写道，随着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消费结构升级和“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产业转型升级别无选择。理由是什么？
李佐军：目前，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生存和发展成本都在逐步提升，“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只有发展新兴产业才能寻求到高附加值产品，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换代，才能抵御高成本带来的压力。
我特别强调一下，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去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交融发展，传统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也显得很重要。
此外，当前各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发展传统产业，都必须考虑到区域实情。比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目前主要以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一下子就去发展高端产业，恐怕无法对接。
上海证券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李佐军：产业转型升级需警惕政府过度作为。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可持续的，通过政府强力干预形成的产业转型升级虽短期效果明显，但很可能出现失误和“后遗症”。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为产业发展提供产权保护、信息服务和公平秩序维护。
毫无疑问，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国家倡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各地千万不能一哄而起，否则容易产生一系列的误区。
第一，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仅仅局限于国家所说的七个方面，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5474.46 -1.05%]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而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是一种分类的方法，重点强调产业的战略性、新颖性和创新性，符合这这些条件的产业都可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可以辐射到其他产业上，并不局限于上述七个行业。
第二，全国所有地方都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会导致产业同构、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形成资源的错误配置，过度竞争。对有些地方来说，最重要的是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形成特色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再去发展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寻找其高附加值的环节。
第三，过分地求新，以为越新越好。实际上，新东西是有风险的，也是需要成本的，我们一定要考成本因素，找到相关平衡点，而不能过分求新，要寻找有经济价值和可承受的新。
第四，过分求快。许多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总是强调要是加快发展，甚至是快马加鞭地发展。实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有一个自然培育和成长过程，我们要顺应这个过程和趋势，而不能一蹴而就。一下子要求所有的地方都上一个新台阶，实际上是不行不通的，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欲速则不达”。
因此，我们在强调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余，也要谨防出现上述误区。各地应因地制宜，在传统产业里面寻找高新技术的环节，这样才能达到产业发展的最佳目的。
上海证券报：如何定位央企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央企大手笔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会在某些行业形成新的垄断？
李佐军：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多细分行业，不好一概而谈。我认为国企尤其是央企在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该有边界。国企应主要在民营企业不愿意干、干不好但国家又有需要的一些行业上进行投资，比如一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像大型基础设施、大飞机项目等。而一些很容易挣钱的行业，国企应该少做，让给民企去做。
同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下面都有很多细分行业，技术层面有高有低，不同环节和领域都给企业提供了很多机遇。现在亟待解决的是，体制安排上，要给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的进入机会。大多数民营企业资金实力有限，技术积累也有待发展，要根据现有优势，集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某个细分领域打造自己的优势；或者与大型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形成配套，在大项目上分工协作，“背靠大树也好乘凉”。
至于央企大手笔投入是否会形成新的垄断，现在不是“是否会”的问题，而是已经在某些领域存在的事实。最近几年“国进民退”的现象其实已很明显，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国企也已早早开始布局。企业大量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好事，可以尽快实现中央提出的各项目标，但需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垄断。首先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应该给所有企业公平待遇，落实“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次，针对部分行业存在的“弹簧门”和“玻璃门”的问题，将《反垄断法》落到实处。
就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大力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二是努力提升人力资本；三是大力提升管理水平；四是塑造好自身的品牌。
上海证券报：国务院推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人们仍在质疑：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可以挑大梁。这是为什么？
李佐军：原因如下：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低；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比较大；四是各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五是形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环境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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