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定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相信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配套体制改革的大幕即将启动。

    一段时期以来，关心中国经济的有关人士都有这样的担忧，即，中国应当构建何种经济布局，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中国能否在面对经济沉疴的情况下尽力避免患上新兴经济体综合症？进一步地，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本面，能否顺利实现由区域经济强国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渡？换句话说，如何在保持比较优势的前提下锻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也许，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华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到其他价值洼地或回流母国，也是未来一段时期难以避免的资本流转趋势。

    站在中国劳动力成本重估的角度，这是威胁也是机遇。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梯度经济转移仍是基本的存在，只要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只要中国内地到周边国家的通道保持畅通，即便“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仍可在实现沿海核心经济地带产业升级的前提下，保持在低端经济领域的强大竞争优势。

    只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特别需要警惕国外资本对本土企业的打压。例如，要警惕外资企业通过吸引行业内的优秀人才进入由其控制的投资企业或研究机构，冲击中国制造行业中多年来形成的科研队伍；以及外资企业通过运用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努力。

    对于中国不能生产只能进口的产品，外资企业不仅抬高价格而且设立种种限制，一旦本土企业开发出相应技术就通过直接投资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以图使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较低的技术层次，丧失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因此，中国必须在产业升级中格外重视自主技术的有效供给，在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的同时，切实提高本土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避免受制于人。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结束后将会加速洗牌。美欧将更加重视抢占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高端甚至中端环节的利益。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无视每天价值800亿美元的3000万吨原材料在全球各地流转产生的巨大价值。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也许会变得更加斤斤计较，而劳动力成本高企难下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则会通过适当瘦身来同中国展开制造业的竞争。

    因此，从战略层面来说，在“十二五”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既要注意保持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既有份额的相对稳定，更应以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引领经济结构向高端产业和服务业倾斜。力争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

    中国在拿出一整套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和操作方案之后，理应着力构筑较为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例如，在分期分批实现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有效整合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本市场与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有效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使经济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发展机制。

    具体来说，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应该整合金融市场、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研发资源，构建高度网络化的金融、法律、会计、广告、营销服务体系，培育作为产业和资本运营中心所需要的信息服务与高端管理能力，力争在金融服务和制造业领域形成与国内其他省市之间的有效分工。

    切实提升全球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实现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而在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过程中，优化产业配套环境，培育和引进一大批所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是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