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对于中国，注定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十八大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道路，新一届领导人所释放出的更加强烈的改革信号，中国怎样再次聚集改革的势能和动力、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因此，注定未来五年，中国将紧紧抓住“改革”这条主线。

    中国新一轮改革正进入加速期。11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有关深化改革的讲话中，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思路，而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未来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新一轮改革需要在分配改革、市场化改革，以及破除权力和资源垄断等方面有所作为，其中必须牢牢把握和处理好四大关系，这不仅是挑战，更是决定未来改革成败的关键。

    如何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

    其实，“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两道“坎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公平与效率的政策经历了打破“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到提出公平与效率关系并逐步确立和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产品开始走向全球，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都反映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高效率。

    然而，不公平问题也随之产生并日趋严重。原有的权力体系逐步强化，权力寻租、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

    比如，中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人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使其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王小鲁博士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注：约占当年GDP的30%多，加上这部分遗漏收入，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77%)，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

    因此，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必须打破资源垄断和权力循环，把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

    如何从“增量改革”迈向“存量改革”？

    李克强副总理强调，要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根本来讲，要想把改革引向深入，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利益结构做出调整，这势必要对存量进行改革。

    当前，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半途，一些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

    最突出的就是房地产市场改革。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分级代理来实现的，从委托人到最终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链很长。

    过长的代理链以及每级代理内部责权不清，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升，居民住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应：低收入阶层被阻挡在住房市场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置房成本加重，而财富大量向房地产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结果是政府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超额利润，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导致资源被错配。

    因此，要真正触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就必须真正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并形成全面系统的房地产市场公共政策，而这必然要涉及到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利益的重新调整和资源的再分配，不对存量改革很难实现。

    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和“市场”的边界？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几十年来遵循的发展主线，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而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能够年均9.8%的增长率，并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增长，这其中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是造就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不能不承认政府在危机时期迅速组织、动源资源以增强经济韧性，并恢复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决不能把干预经济、动用资源变成常态化，变成政府代替市场。目前，各级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

    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

    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不能替代政府，如何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既要打破垄断资源，减少市场扭曲和负的外部性、更要减少政府行为的盲目性，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

    事实上，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而转换决策者的思维，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大转型，营造更好的经济社会生态，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则是中国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

    如何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底层首创”？

    改革最后还要落实到行动。自古“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中国经济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才能“纲举目张”。

    再以金融改革为例，从大的方向上看，无论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绕不开市场化，而市场化必须要从干预和管制走向开放和竞争。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同场合强调“自下而上”式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指出改革需要“试错”。

    的确，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并没有大一统的金融改革范本可以仿效。在全面改革艰难前行之际，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被寄予厚望。

    然而，中国国务院批准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以来，在已经出台的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十二条中，市场准入政策依然不明朗，时至半年，由于没能真正放权，以及缺乏开拓精神，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建设，农村合作银行的商业化的进展不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依旧步履蹒跚。

    其实，改革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制度渐进调整、再造的变革方式，改革不可能没有代价，没有前人的“趟路”不可能有后人的“成功”。

    唯有通过上下互动，以及底层的不断试错，逐步积累经验才可能真正激发出改革和创造的活力，并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改革模式和范本。

    张茉楠，现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