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改委应主动放权
发改委权力坐大,猜测原因不外乎两个:有了发改委这个小国务院,核心者的意志更容易贯彻。就像有了工部、户部等各个部,还得设军机处一样,因为军机处更隐秘、更容易使唤,如手动指,不费吹灰之力。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对下级权力的恐惧与不信任,如刘志军任部长的铁道部,被披露的贪腐现象让人匪夷所思,而地方政府更是集各种“恶”于一身:GDP至上、强迁强征、黑社会化、漠视民瘼等等,被青天思想熏陶出来的许多中国人相信,一切罪恶均在具体职能部门的贪腐与不作为。
即使地方政府如此不堪,贪腐现象如此泛滥,那么,做大发改委就能解决上诉所有问题吗?就能解决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中的顽症吗?具体而言,发改委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解决GDP重负、能够制止强拆强征、能够解决豆腐渣工程吗?答案是否定的。
最简单的例证是,国家发改委所在地的月坛南街38号是地方官员非来不可的宝地,重要时间节点常有豪车停放,怀抱资料报审项目者比比皆是。连周边的复印店、宾馆也沾染到审批红利,在报审项目高峰期人满为患,加价挂牌。湛江市长在发改委门前亲吻核准通过的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成为象征审批权力的经典一幕,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只要我们承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并必然导致寻租权的扩大,我们就会知道,设立发改委或者军机处,不过是最高权力的延伸,不利于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
现代市场经济是各自负责的经济,公民个体、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制订决策,并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法律划定公平救济的底线,道德划定较高的人际交往边界,而监管者对法律以下的模糊地带进行监管。
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发改委不可能被裁撤,但发改委有必要回归原位。
发改委原本是综合协调部门,在今年“两会”上,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现在国民经济中有些问题需要综合平衡,国务院把一些需要综合平衡的职责放到发改委。从理论上来说,发改委是项层设计的主要智囊,而非借由审批控制实权。中编办副主任王峰也表示,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进一步完善,发改委也有进一步加强完善职能的任务,也不都是完全下放,该加强的还是要加强。比如我们的规划,比如经济的预测,比如改革,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给发改委提出的非常现实和紧迫的任务。回过头,简政放权是改革,加强也是改革,聚焦到发改委同样如此,一方面要放,一方面该加强的必须加强。收什么,放什么,必须明确,放的是市场权力,收的是研究与协调权力。
如杜鹰所说,发改委的“转变职能”,简言之就是要减少微观管理,进一步改善和完善宏观调控,着力点就是“市场能管的,你就不要管;市场管不了的,市场不能管的,你就要管。”作为一个协调部门,不仅需要信任市场、监管市场,同时也需要信任其他职权部门,放权给其他职权部门,各司其职,各归其位。
哪一天发改委回归原位,哪一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在深水区迈出了重要而正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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